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和文化传承发展，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文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新发展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文化领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我们必须深入把握数智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中坚持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治理并重。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是实现高质量文化发展和高水平文化安全的良性互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要求和根本保证。本文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系统分析在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多维特征、重大意义及风险挑战，并进一步探究数智化转型背景下如何以文化“发展-安全”共轴统筹、融合协调的治理趋向，增强文化发展动能、提升文化建设整体效能，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推进文化现代化提供理论和实践启示。

数智时代文化现代化及文化领域治理的多维特征

数智时代文化现代化的发展演进。数智时代即数字化与智能化高度融合、科技与文化深度互动的时代，主要表现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数智科技作为核心驱动力，使社会结构全方位呈现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更新迭代，深刻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及生存、生产、生活方式。数智时代的核心特征是数据与智能深度融合，技术应用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领域，对文化现代化亦产生深刻影响。

文化现代化作为一个复杂的历时性概念，是一个动态的、多维度和多层次的演进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及其现代化，不仅涉及文化传承发展和一次次创新转型，本质上还是文化自身与社会、经济、科技等其他领域长期互动的结果，尤其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更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驱动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历史必然。在这个意义上，数智时代文化现代化的变迁过程，愈加彰显数智技术赋能与文化传承发展之间的互嵌、叠加和促进关系，但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文化异化与安全风险。

数智时代的核心特征是数据与智能的深度融合，技术应用广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数智技术嵌入和赋能文化领域，加速了文化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进程，其演进规律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

在文化观念更新方面，区别于传统社会中以宗教、习俗等为核心的文化观注重稳定性和传承性，数智时代的文化现代化发展观念，一方面，以构建一种适应现代数智社会需求、兼具开放包容和创新性、多元化特色的文化体系为目标，注重文化价值引领的先导性，以期为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文化动力；另一方面，重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嵌合，重视以科学、技术和理性为基础的认知方式，对传统观念进行批判性思考，突出个性表达、个体价值和自由发展，强调文化的共享性和公共性。

在文化机制创新方面，受技术与文化深度结合的影响，一方面，数智时代文化发展的内生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兴科技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新的载体和手段，改变了文化的表现和传播形态，如催生了数字人文艺术等新的文化样态；另一方面，文化发展的外部机制也产生了重大变化，如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关键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数智时代文化建设模式、制度体系、组织形式和治理方式等都随之更新调适。

在文化内涵拓展方面，文化现代化伴随文化内容从传统向现代更迭、拓展和转型。一方面，人类自身、自然世界、社会现实和虚实相生的世界成为文化更多关注的对象，文化主体也呈现单一到多样的转变，不同阶层、群体、组织等都是文化参与和创造的主体，共同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文化现代化伴随着数智化、全球化和文化交流的加速，宏观上，文化内容建构从农业文化到工业文化，再向数智文化综合演进转向。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为文化和数字化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基础，文化数字化有助于推动我国文化高质量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文化内容生产和文化交往的新焦点，文化生产传播形成多样融合、虚实交融的新格局，数智时代的文化与现代社会产生深刻互动，通过价值塑造、凝聚共识、创新赋能等方式，为社会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数智时代文化领域治理的多维特征。数智时代文化现代化，不仅是文化观念、机制、内涵的现代化更新与体系化变革，也是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治理等各环节的全方位变革。基于前述对数智时代背景下文化现代化演进规律的分析，以数智技术赋能文化治理体系和文化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现实要求，全面把握文化领域治理复杂交织、互嵌互动的多维特征，以适应技术剧变对文化结构模式、文化发展业态、文化建设场域、文化政策制度等方面带来的影响。

文化结构模式呈现跨域变构特征。新时代新场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智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文化事业和产业的边界不断拓展，文化与科技、经济、社会的融合日益加深。这些变化对文化结构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结构模式从传统的线性、单一化向多元、动态、智能化方向跨域变构和转型。这种变化转型不仅要求文化治理模式从传统的静态、单一主体治理向动态、多主体协同治理转变，同时强调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之间实现治理的协同与动态调整。对文化结构模式的跨域变构治理，是一个涉及多领域、多场景、多主体、多技术协同的复杂议题，其核心在于如何实现“跨领域协同、动态性适应、叠加性赋能”治理。具体而言，文化治理中的内容创作、技术应用、市场监管、伦理规范等多个领域，能否在数智技术全面渗透嵌入的过程中打破领域界限，实现文化治理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等的协同治理。数智技术的快速迭代使文化治理情境具有高度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文化治理机制需要具备前瞻性和灵活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和文化环境。与此同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实现对文化的场景感知、算法优化、智能分析和精准决策，数智技术赋能和提升文化治理效能由此成为可能。从整体上看，数智时代下对文化领域的跨域变构治理，不单单是技术与机制的融合，更是文化治理趋向人性化、精准化和智能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人机协同、可信、向善的文化治理模式，更好地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文化业态场景呈现迭代更新特征。数智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混合现实（MR）、增强现实（AR）等新兴技术不断嵌入文化领域，使文化业态场景的更新迭代呈现诸多新变化。例如，文化业态融合与升级方面，“文化＋科技”“文化＋旅游”等模式创新使得文化生产及传播形式得到极大扩展，为用户提供了多感官交互技术支撑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文化消费不再局限于线下或线上单一场景，而是通过数智技术打造虚实结合的交互式、生成型新场景。数字平台利用大数据向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推荐和定制化服务，文化供给从提供单一文化“物质产品”向提供文化“综合体验”转变，文化消费场景从“观看式、单向度”向“沉浸式、交互型”转变。面对这些变化，文化业态场景的更新迭代治理亟待适应技术创新、业态融合及快速更迭的市场需求。为此，应充分重视数智技术赋能文化业态治理，利用统筹式思想、互联网思维、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为文化业态的更新迭代提供治理范式创新支撑，如以共轴式治理、敏捷治理、生成式治理等新兴治理理论为文化业态提供治理思路，以期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实现新兴文化业态场景全域感知、跨域协同、共轴发展、策略创生、精准监管，实现从微观个体到宏观系统的动态治理。面对快速迭代的文化新业态，也应注重鼓励自主创新，在可控范围内探索容错纠错机制，以监管引导文化新业态健康发展。

文化建设场域呈现集群发展特征。数智时代为文化建设场域的集群发展提供了新契机。文化建设场域集群一般可分为文化事业场域集群、文化产业场域集群、新型文化空间集群等，其发展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起着牵引作用。文化事业场域集群如集中设置、建设发展和协同管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场所，在文化传承传播和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效能日益凸显；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数智时代背景下，文化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经济形式，主要以“园区型”集群模式实现文化产业的高质量集聚发展，同时也兼有龙头企业整合产业链、塑造文化品牌的集群，牵引带动文化创意产业与制造业、旅游业协同融合发展的集群，以及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区域特征鲜明的地方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等。一般而言，文化建设场域集群发展的驱动机制是以科学规划实现文化设施、文化产业的集群化与均等化布局，提升文化建设效益；无论何种集群模式，文化建设场域集群发展的治理策略可以通过机制创新、政策支持、技术赋能、资源整合、空间优化和社会参与等方式，促进文化建设场域的集群发展成为推动各地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如文化建设场域集群中的文化机构，可利用数智技术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的资源共享，打破“信息孤岛”，优化文化资源整合与配置；在文化空间优化过程中，应推动城市地标性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设施的集群化布局，同时注重基层文化设施的均等化布局，着力打造公益性主流文化传播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基层扩散力。

文化政策工具呈现系统赋能特征。政策工具通常指政府或政策制定者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手段和措施，其核心在于通过工具的系统组合与协同赋能，提升政策的整体效果。文化政策工具对文化领域具有系统赋能的治理作用，一方面，其在文化政策实施过程中将政策理念转化为实践，以达成某种具体的文化治理成效；另一方面，文化政策工具还兼具多重治理功能，如目标导向、资源分配、行为引导、协调整合、评估反馈等，这些功能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文化政策目标的实现，从而提升政策的系统性、有效性和文化治理能力。数智时代背景下，文化政策工具对文化领域的系统赋能治理还体现为文化政策的科学规范、靶向制定与精准评估，如数智技术为文化政策的科学制定和精准评估提供技术支撑与数据基础，建立科学合理的文化规划政策体系和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可实时跟踪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客观衡量文化政策执行效果。数智技术为文化政策工具的使用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尤其是有助于构建精准化、协同化、智能化的文化政策发展及评估体系，及时捕捉文化建设发展的趋势和遭遇的困境，为推动文化政策的创新与调适提供科学依据。

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重大意义与内涵

充分认识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重大意义。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是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这标志着我们党深化了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及其规律的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践行新时代文化建设新使命、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信心和决心。但同时应当看到，文化安全在数智时代及国际文化软实力竞争加剧背景下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这要求我们站在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提高对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认识，促进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的有机统一。

《决定》指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要“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内涵非常丰富，是事关我国前途命运与现代化建设的重大议题，在其研究的政治性、理论性、系统性、科学性、实践性和方法论等方面要求极高，尤其涉及总体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等重点领域。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风险是维护社会稳定、防范社会风险的重点关注领域，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分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实现途径。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文化强国战略目标部署的时代背景，全面理解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战略意义。

首先，文化发展内涵的深化，对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提出新要求。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文化领域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机制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日益加深。这要求以创新方式实现文化发展与安全的有机统筹，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高水平的文化安全环境。

其次，文化安全内涵的延展，对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提出新挑战。当前国际国内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丰富，文化安全向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等领域不断延伸，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文化安全保障方面的要求上升到更高层面。

最后，数智技术打破传统文化边界，需要在更高层面上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数智时代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文化发展与安全呈现诸多新特征。在此背景下，文化发展和安全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的联系日益加强。要将最新的发展成果运用到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中，推动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二者协调发展，实现更高层面上的统筹。

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范畴与内涵。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是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维护文化安全是中华民族精神、价值观念和信仰追求延续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支撑，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基础。

从学科范畴看，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涉及多个学科方向，有必要厘清相关学科发展前沿及演变脉络，对当前文化发展、文化安全、文化风险、文化治理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归纳分析。以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为主题，基于统筹、发展、安全、风险、文化等核心关键词，统筹管理学、法学、工学、安全科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初步构建基于知识图谱的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跨学科知识体系。

当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在广度与深度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在跨学科知识体系的具体构建过程中，需要通过知识抽取和提炼，以对各有关学科的相关理论、模型及方法展开系统梳理为基础，强化文工学科交叉思维，将这些跨学科的知识要素进行知识融合，形成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研究的跨学科知识图谱，同时注重将分散在各个学科的理论、模型和方法进行整合，最终形成涵盖学科层面、理论层面、方法层面的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跨学科知识体系。

从实践向度看，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是一个涉及新时代文化领域重要战略思想、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内涵强调在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同时，确保文化领域的安全与稳定，体现了对文化领域全面、系统、长远发展的整体性把握，是提振民族精神、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其中，文化发展是指通过各种机制、措施和手段，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文化传承、创新和繁荣，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安全则指国家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性、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的创新性、文化建设生态体系的系统韧性，不受外部渗透、威胁或破坏的持续稳定状态。本质上，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是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不可偏废。

数智时代背景下，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内涵要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塑造增进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能力；二是完善以达到高效维护和巩固国家文化战略发展主体性、安全性和创新性高度统一为目的的治理机制保障；三是面向数据、智能科技等新兴技术深度融合的变革机遇和风险挑战，促进文化建设理念、技术和制度创新，构建“数字-智能-安全”一体化协同推进的文化传承发展体系。

数智时代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风险挑战与治理趋向

数智时代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风险挑战。当前，世界各国的博弈竞争不断加剧，新科技新产业的颠覆式变革加速推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纷繁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文化领域整体上面临的风险困境主要包括战略性系统风险、深层次发展风险、博弈性安全风险等。具体而言，数智时代的文化安全风险挑战，可以从文化体系、技术伦理、全球竞争及外部环境等维度分析。

文化体系面临的风险挑战包括西方国家通过文化输出和价值观渗透，可能冲击国家文化主权、传统核心价值体系；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与“技术殖民”混合，易导致文化生产及传播媚俗化、同质化，削弱文化创新、弱化文化认同，不利于培育文化自信；数智技术极大改变了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文化传承发展的稳定性、延续性，甚至可能危及文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

技术伦理面临的风险挑战包括数智技术滥用与异化风险，即数智技术具有隐蔽性等特征，能够提供虚拟空间载体和场景，加之算法逻辑可以制造大量“信息茧房”，影响和威胁文化安全；算法黑箱与技术依赖风险，即算法的不透明和复杂性，可能导致算法黑箱，进而解构文化秩序甚至消解文化价值；数据安全与隐私泄露风险，即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不合理应用所引发的数据滥用、隐私泄露等问题，这些风险不仅威胁个人隐私，还可能对文化发展体系构成极大的安全隐患。

全球竞争及外部环境面临的风险挑战包括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渗透，主要表现为西方霸权国家利用科技与经济优势，实施“西化”“分化”策略，在文化交往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等进行意识形态扩散渗透，威胁国家文化安全；全球文化传播与文化市场的竞争挑战，在全球文化竞争白热化的态势中，我国文化海外传播策略有待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亟待提升。

应对上述风险挑战，必须站在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把握战略机遇，找准风险危机的根源，充分发挥技术驱动、国际合作和文化治理等综合作用，有效提升文化安全治理能力，构建文化新安全格局，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促进文化繁荣发展。

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共轴式文化治理”理论意涵。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目的，是在适应文化与科技互嵌融合的基础上，以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推动文化领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深入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需要明确多方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及其相互间的合作方式和逻辑，适应文化观念、文化体制、文化生产与传播等方面的全面变革。同时，更要注重把握数智赋能对于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治理的影响机制。数智赋能主要体现为推进赋能对象的精准化、智能化、协同化、动态化，有助于在资源保障、技术创新、品质提升等方面增长数智服务能力和价值。文化现代化的演进过程纷繁复杂，面临着多重严峻的风险挑战，需要密切关注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过程中的风险识别、监测、决策与治理，通过引入“共轴式文化治理”框架、思路及方法予以破题化解。

何谓共轴式文化治理？作为具有前瞻性、互动性、响应性、灵敏性等特征，同时具备较高适应性、稳定可控的理念机制或行动方案，共轴式文化治理主要包括两个对立统一的治理维度及驱动机制：其一，形成以文化创新创造为内核，同时涵盖精神、物质、制度和行为四维向度的文化建设与发展框架；其二，形成以文化安全风险规制为重点，同时减少和抵消其为文化传承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产生反向“扭矩”的因素，并显著强化促进文化实力提升的文化安全治理保障机制。

共轴式文化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理理念和模式，其定义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共轴式文化治理概念，是指把文化作为复杂社会治理的重要范式与工具，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目标要求，将共轴式文化治理的理念、机制和方法运用到国家新安全格局与新发展格局协同构建中，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狭义的共轴式文化治理概念，是指以文化领域为治理对象，在复杂多变的文化建设环境中，围绕以高质量文化发展和高水平文化安全协同并驱，推进文化创新创造这个核心主轴坐标，聚焦形成我国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生态体系这个主线目标，构建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治理架构，整合各方资源力量和不同维度的治理要素，形成稳定可控、驱动力倍增的文化“发展-安全”共轴统筹、协同并驱的融合治理机制，最终实现文化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一般而言，数智时代共轴式文化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见图1）主要由共轴式文化治理核心概念、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关键问题、基本原理、方法体系、治理范畴、治理对象、主体结构、空间场域等多方面要素构成。其研究目标是构建一套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客观反映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共轴统筹、融合协调”基本规律的原创理论；其现实目标是加快构建文化传承发展新安全格局，有效应对数智时代文化体系、技术伦理、全球竞争及外部威胁等层面的风险挑战，提升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效能，构筑我国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生态环境与屏障体系。

来源：作者自制

图1 数智时代共轴式文化治理理论分析框架图

数智时代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选择。《决定》指出：“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这为我们在数智时代背景下，以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加快文化强国建设步伐、实现文化现代化战略目标提供了行动指南。

在数智时代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思路方面，坚持“两个结合”是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根本要旨。必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树立系统观念、增强创新意识、坚持守正原则，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持“三个面向”是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基本要求。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着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坚持“共轴协调”是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核心要义。必须牢固树立建设文化强国、推进文化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肩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加快适应信息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新形势，坚持以文化发展为根本、以文化安全为支撑，以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共轴统筹、融合协调”为内核，全面应对数智时代文化领域风险挑战，着力提升文化创新创造和文化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危机应对能力，培育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促进高质量文化发展和高水平文化安全良性互动，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供坚实保障。

数智时代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行动路径。当前，我国文化领域正面临着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处于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领域的颠覆性变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冲破惯常观念束缚、突破固化思想藩篱，站在宏观战略高度对数智赋能背景下文化发展和文化安全如何统筹、如何互构等重要议题进行全局性破解，进而落实到中、微观层面的实施路径中。基于前述数智时代文化领域面临机遇、风险和挑战的探讨，为“十五五”时期更好地统筹文化发展与安全，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治理趋向及行动路径。

第一，坚持统筹兼顾，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保障文化发展方向。“统筹兼顾”强调在复杂多样的事务中，把握重点、协调各方，以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数智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行动路径，尤其需要善用统筹兼顾这个方法，创新性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文化建设领域的创新性统筹，需要通过高站位引领、高品质规划、高质量驱动、高效能治理来实现。为此，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健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工作体系，以先进思想文化引领社会进步发展。必须把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把方向、抓导向、管阵地、强队伍，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第二，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加强文化建设顶层设计。文化兼具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文化强国、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过程十分复杂，必须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坚持深化改革关键点，破除束缚文化创新创造的机制障碍，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培育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有效推动文化领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文化强国建设是一项包括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市场培育、人才培养等多个子系统的系统工程，每个子系统都有特定功能和目标，彼此之间相互关联、高度依赖。必须加强文化建设顶层设计，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前瞻性思考、战略性布局和全局性谋划，从宏观层面制定文化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远景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任务。必须着眼于增强文化自信、强化文化价值引领，建立健全“统一领导、协调联动、运行顺畅”的文化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等相关领域深度融合，探索构建和完善包括国家层面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专项领导小组、重点文化领域安全治理机制和部际协调制度、文化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等在内的文化治理体制机制。

第三，强化战略协同，优化文化体系结构，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战略协同是指复杂系统组织内部或跨组织之间，通过协调和整合不同的战略资源与行动，实现整体目标的过程。高质量文化发展和高水平文化安全，必须以优化文化体系结构、增进各分系统之间的战略协同为立足点。数智化转型背景下，文化领域内、外部之间尤其应在战略实施进程上保持动态协同性，强化需求对接和资源整合的机制协同，以及打破技术壁垒的跨域协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打造高质量文化产业链。探索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突出优势互补和能力整合，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生产和供给模式，提升文化高质量发展效能。

第四，用好赋能规制，增强数智叠加效应，提升文化精准治理水平。数智时代文化领域的风险挑战复杂交织、多重叠加，必须善用科技创新嵌入的机制和手段，构筑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的生态屏障体系，夯实文化发展与安全的平衡点，提升文化安全促进文化发展的驱动力。既要注重增强数智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叠加效应，也要注重不断提升文化安全的新兴技术治理能力。建立健全文化领域安全监测和应急管理机制，试点建立国家文化安全监测治理平台（可由政府部门指导、高校或科研机构承建，促进我国重点文化领域安全的日常监测、风险评估、安全预警和危机应对能力的整体提升）。发挥政府监管和市场机制的护航作用，完善政府部门文化监督能力和文化市场手段配套建设，加强对文化内容、文化市场、文化传播的科学监管与规制，如利用数智技术加强对网络文化内容、舆情传播等的监测和管理，提升文化精准治理水平。新发展阶段，要协同构建新安全格局与新发展格局，使之紧密联系、相互渗透、包容互促。数智时代统筹文化发展和安全，需要发展视野和安全思维，形成文化新安全格局与文化新发展格局相互促进、协同共进的新局面，以高质量文化发展促进高水平文化安全，以高水平文化安全治理体系编织文化强国建设安全网。